半岛BOB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

　　半岛BOB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媒介是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的、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该词的起源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已经大为不同了。

　　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human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歧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态意味着“家庭”（household）半岛BOB。他提到了我们保持家庭井然有序的理智镇静的重要性BOB半岛官网。而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则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8）。20世纪晚期，他用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Postman, 2000, p. 2)

　　【内容提要】本论文主要介绍媒介环境学在北美的学术起源简史。媒介环境学（media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本质和意义。作者在这篇对媒介环境学学术历史的论文中BOB半岛官网，主要讨论以下几个主题：媒介环境学作为媒介研究中一门新学科的兴起和建立；媒介环境学出现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理论问题和媒介时代史学,以及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或者环境作为媒介）等问题。论文突出介绍一些奠定媒介环境学基础的权威思想家。最后，作者还就媒介环境学与中国媒介研究的相关性进行了评述。

　　从这点来看，最早将媒介环境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是波兹曼(Gencarelli, 2000; Lum, in press)。在波兹曼公开介绍这一术语不久以后，他就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部分讨论的目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宣传某一大学或学位方向，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如何在机构化的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由波兹曼创立的这一学位方向的意义不能被忽视，这是媒介环境学机构化的最初基石（注2）。从20世纪60年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环境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研究讨论班被设计出来并安排到教学中，其所探讨的有关科技和文化的一些关键主题都成为媒介环境学范式内容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兹曼首批博士研究生和长期合作者之一的克里斯汀·L·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写下了媒介环境学作为一项正式研究领域的首批主要文献之一(Nystrom, 1973)。此外还有一些精心组织的学术会议，很多作者被邀请到会，与系内师生一起讨论有关对技术和文化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建立。正是在此过程中，主要是1970年到1992年，不少文献著作（大部分为书籍）积累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构建了媒介环境学的经典基础和典范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注2）。

　　从以上生物学的解释中BOB半岛，我们可以逐渐理解到底什么是媒介环境学，或者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典范内容（paradigm content）。典范内容指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形成这些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的知识基础。深深根植于这些由典范所定义的理论中的是一套阐述问题的研究方法。那什么是媒介环境学的独特的典范内容呢?

　　波兹曼在其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这是媒介环境学这一独特的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意义的一步。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环境这一词是作为一个比喻中文把“media ecology”作为比喻的翻译是“媒介环境”，而作为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翻译则是“媒介环境学”。但在英文中，“media ecology”一词无论作为比喻还是学术研究的专有名词，在写法和拼法上都是一样的半岛BOB。所以，即便当波兹曼使用的是和原本作为修辞比喻的“media ecology”一样的拼写方式，但他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其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BOB半岛，虽然麦克卢汉是首位将媒介环境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但波兹曼则是首位将媒介环境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块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

　　波兹曼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是于1968年他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上所作的演讲，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Postman, 1970)为题发表，其中，波兹曼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30年后的2000年，波兹曼再次使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他采用媒介环境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最初的学术背景来看，“媒介环境”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Lum, 2000a)。在麦氏许多著名的著述中，有两本研究媒介和文化的经典著作:《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 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McLuhan, 1964）。这一时期，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其他很多重要的、在传通和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精辟论述，如“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半岛BOB、“冷媒介和热媒介”（“cool media and hot media”）以及“地球村”(“global village”）等论点(注1）。现在很难确定麦克卢汉如何提出“媒介环境”一词的确切起源。但是，根据其诸多著述，通常认为他创立这一表述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生态式的影响。

　　本文拟对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在北美的发展作一个概述。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环境学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根源来自于多种不同的学科(Lum, 2000b)。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symbolic)和物质(physical)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在我们对媒介环ຫໍສະໝຸດ Baidu学的典范内容进行更进一步解释之前，这里先要总结三个很基本然而却很重要的特征：

　　首先，媒介环境学承认传通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因为传通是人类社会互动的过程，而文化则是这一互动的产物。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在人类文化中便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媒介的变迁促进了传播和传通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而后因传播和传通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化上的变化。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采用媒介环境这一术语后，它才转变为代表一种媒介研究中用于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波兹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时，他就认识了麦克卢汉。从那时起，两人便建立了长期的友谊，直到麦克卢汉于1980年去世为止。这因为他们对于媒介和文化都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在他们首次于纽约会面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中，麦克卢汉成为了著名的媒介理论家，而波兹曼也成为一位在教育、媒介研究和社会批判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

　　在下面的四个部分中，我将讨论一些媒介环境学典范内容的重要方面。所以，首先我要通过介绍媒介环境学几位核心思想家的工作，来讨论这一学科社会性、多学科性的起源。

　　与所有的社会和学术领域相比，媒介环境学的形成有着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就此而言，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20世纪，特别是在北美BOB半岛官网，技术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应该会有助于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建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性和学术性基础。

　　20世纪可以说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真正开始。无论从象征还是实体的层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全球意识(global consciousness)的出现。从本质来看，这个全球意识源自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继续演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兴，后来又在各种各样后续的全球性的冲突――如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表现了出来。

　　根据知识社会学（例如Mannheim, 1945; Stark, 1958）和特别是科学社会学(Fleck, 1979; Kuhn, 1962)的论点,任何正式的学术领域或学科的构成都决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相反,学术领域的成长过程囊括了长期以来诸多志趣相投的学者群的工作和合作,所以它是一个社会过程。由此而言，这些学者之所以凝聚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因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持有一些相似的理论关注点BOB半岛。比如在科学中，某一专门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受过类似的训练：他们学习的学校或多或少地从相同的角度教给其或多或少同样的知识；他们阅读类似的教材；学习类似的理论；掌握类似的研究方法(Kuhn, 1962)。正是这样，他们才形成与众不同的理论群体(theory groups) (参看Murray, 1994)。同时，这些学者群体存在于专门的研究机构中，比如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智囊团等等。这种机构化的层面在社会学知识或者理论群体的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要在类似的持续不变的机构支持下进行任何持续不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媒介环境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媒介环境学者(media ecologist)并不指望在媒介和文化间发现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Postman, 1992b)。

　　第三，根植于媒介环境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Postman, 2000)和教学法(林文刚, 1999)。媒介环境学者并不只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也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媒介环境学应该也被视为媒介教育的教育学和教育法，即一种教授我们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能帮助保持文化平衡状态的方法。

　　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标志现代化开始发轫这一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全球事件。当国家的隔阂卷入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时，技术和传播在战争期间开始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就此层面而言，20世纪本质上又可以由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便是相信技术是文明进步的发动机。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大多存在于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推进技术的欢呼者和统领者。例如在美国，通过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一个完全的工业联合体建立起来；现代广告的兴起，同时又为现代主义的推进帮了忙(Marchand, 1985)，并在这一进程中有助于创造我们所知的消费文化(Ewen,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