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常江丨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与文化反思

　　BOB半岛常江丨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与文化反思本文基于经验观察和理论推演，尝试对数字媒体生态的内涵作出界定，归纳其核心特征，并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展开文化反思。研究认为，数字媒体生态是由数字化的媒介技术、文化和价值要素构成的信息与传播环境，这一环境主要通过身处其中的信息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维系着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数字媒体生态具有开放生产机制BOB半岛官网、网络化结构和介入性文化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数字媒体生态的发展伴随着公共性的内涵被改写，以及社会区隔和分化日益加深两个重大的文化代价。本文提出应给予传统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的专业性创新更多理论观照，并在对媒介环境的解释中保持对普通人的需求与价值的关怀。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技术逻辑引导和支配的媒体生态之中。在物质层面，网络通信与数字媒体的设备和协议正在成为日常生活的新基础设施，为行动的展开设定框架，为意义的流通创立规则，为生活方式的培育提供土壤，逐渐成为社会运转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要素［1］。在文化层面，内嵌于上述数字基础设施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包括信息生产机制的透明、行动者群体的异质与开放，以及日益指向公共生活重建目标的新伦理等，则在人类日常信息经验中不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媒体生态向普泛性、参与性和去地方化的方向演进［2］。对于普通人来说，上述媒体生态的形成具有多重意味：一方面，个体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并得以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工具的辅助下施展其文化能动性，逐渐摆脱被动的“受众”身份，并投身于对自己所处的信息环境的塑造，媒体生态因此而呈现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3］；另一方面，数字化进程背后的科技资本主义也不断侵蚀着传统的媒体权威，导致全球场加速极化，这给所有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了一系列精神、价值、道德乃至存在的危机［4］。更充分的“自由”并未带来更深刻的“解放”，这是包孕于人类社会数字化进程中一个难解的悖论。

　　对于上述悖论形成的原因，不同的理论传统或有不同的解释。从较为中层的社会建构论来看，数字媒体生态必然会在不同方面呈现自相矛盾的结构，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单向和直线的，不同的传统、制度BOB半岛BOB半岛、惯例和习俗会在技术框架的剧烈变动中发生持续的冲突和妥协，动态地塑造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若以人类行为的情感逻辑为起点，我们很容易得出总体性生态是由个体情感驱动的无数亚生态所汇聚而成的归纳性观点［5］。这些批评均在其适用范围内有很好的解释力，但在它们的话语体系中，有一项基础工作始终是不充分的，那就是对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的准确描述。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应当成为各种解释得以形成的前提，更因为它是一个客观发生的、有其必然性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尊重，应当成为我们选择既有解释框架或创设新解释框架的原点。框架先行往往会导致倒果为因，无益于真正有价值的理论的形成。

　　本文即尝试回归上述原点，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对这个被我们宽泛地称为“数字媒体生态”的概念的经验性特征作出描述，并尝试据此自下而上地作出解释。通过这项工作，本文期望回答两个最基本但时常被流行的批评话语含糊处理的问题：第一，数字媒体生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或环境？第二，我们应当基于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对它的文化作出解释和反思？

　　数字媒体生态这一表述显然来源于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生态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媒介环境学以及近年来渐趋成熟的新闻生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6］。简而言之，数字媒体生态主要由数字化的媒介技术、文化和价值要素构成的信息与传播环境，这一环境主要通过身处其中的信息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维系着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既然是“生态”，就必然存在“健康”或“恶化”的问题，而且也与总体性历史进程产生有机关联半岛BOB。因此，我们既可以将数字媒体生态视为一种社会存在，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认知方式或思考范式，它决定了我们在数字时代的媒介观及其折射的历史观应当是流动性的、关系性的以及反思性的。

　　数字媒体生态的形成无疑是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数字技术从诞生初期就因循几个基本的“偏向”演进，这些“偏向”在不断定型的过程中凝结为数字媒体的一系列技术可供性，包括可复制性、可固续性、可编辑性、可关联性等。正是基于这些可供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种关于媒介信息和文化的新认识论得以形成［7］。在空间形式上，数字化的媒体生态比其传统媒体生态更为扁平，其构成部件和运作机制也较传统媒介系统更为“可见”BOB半岛，这使得大众参与生产和泛向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其结构似更符合流行的文化理想。而在演化规律上，数字媒体生态更多受到各种关系的支配，包括行动者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彼此间的关系。由于关系一定是在特定语境下发生的，有着一种内生的物质性和历史性，因此这种新生态也显得极富流动感，很难从单纯的行为或结构要素出发加以把握。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经验出发对数字媒体生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周期内所呈现的总体结构特征作出准确的描摹。这是因为，内部与外部条件的快速变化和流动固然会让数字媒体生态显得极为多变，但信息传播终究是一个社会实践范畴，它的程式、规则、理念和价值会随着实践成果的汇聚而不断结晶化［8］，并获得一种“准”超时空性。换言之，任何一种实验性的创新实践，一旦经实践者的反复验证而被集体性地“确立”为适宜和有效，就会获得一种相对稳定的合法性，并作为典范被后续的创新实践效仿。例如，在十年前，将大数据和可视化工具用于新闻叙事还被视为一种冒险的尝试，但在今天，可视化的数据新闻业已成为完全成熟、充分合法的新闻样态。所以，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捕捉变幻莫测的数字媒体生态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瞬间”，通过对凝结在业已主流化的创新实践之中的成熟理念和价值体系的归纳，剖析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

　　尽管数字媒体生态的高度流动性决定了传统的传播过程描述框架已不再适用，但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为清晰，本文还是采纳“生产—流通—接受”的准线性思路来组织观点。从数字新闻学既有理论发展和经验材料出发，我们可将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开放生产机制、网络化结构以及介入性文化。

　　开放性既是数字媒体生态在生产维度的基本创新方向，也是一套正在逐渐完成主流化转型的规范体系BOB半岛。全球媒体的开放生产是开源软件与数据、协同性内容创制平台、大众化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普及的直接结果。各类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接口广泛的开放性平台与项目吸引普通受众参与媒介生产，不断消解传统新闻与传媒行业的专业权威，并极大拓展了整个媒体生态的文化光谱。具体而言，数字媒体生态下的开放生产实践体现在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者三个方面。

　　生产工具的开放，指的是各类协作式生产平台和大众化内容创制应用在媒介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其不但为大量非专业行动者参与媒介生产创造了可能性，也令媒介内容与产品的制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定，形成了一种灵活的液态机制。在一些情况下，某些极受欢迎的工具甚至可以直接催生、培育新的信息样态，比如以剪映、CapCut为代表的大众视频剪辑软件的流行，就是社交短视频近年来从无到有、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工具通常可以跟抖音、TikTok等主流短视频平台无缝衔接。此外，研究显示，可视化数据新闻的成熟也与MySQL、D3.jsBOB半岛、Datawrapper等数据处理工具的大众化普及相关［9］BOB半岛。在更深的层次上，媒介叙事也正因智能化生产工具的开放而呈现从“文本中心”到“界面中心”的转型，不断生成新的语态和语法［10］。

　　生产资料的开放，通常指来自非传统信息源的资料，比如开源数据、媒体用户在互联网空间留下的海量“数字痕迹”，以及围绕特定生产目标而专门收集的公共信息等，被充分而“合法”地纳入媒介生产体系。这些新型生产资料尽管在权威性和结构化等方面仍面临严肃的质疑，但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完成特定媒介生产项目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其在理论上予以合法性追认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关于非传统信息源，目前仍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涉及知识产权、隐私和数据道德等多个领域［11］，但媒介环境在生产资料层面的“开放性承诺”目前已被视为理所当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生产者的开放，描述的是大量曾经处于“边缘”或“局外”的非专业行动者，以及以自动化技术及其附带的传播制度为代表的非人类行动者涌入媒介生产领域的现状，数字媒体生态因此成为一个建基于异质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络［12］。在很大程度上，“众包”成为生产者开放的基本方式，“人机关系”则是有待厘定和规范的最新状况［13］。这种机制不仅被用于从事专门的集体性生产项目（如澎湃新闻在汶川地震十周年报道中推出的“我的汶川记忆”H5产品），而且也被用于常态化地吸引和激励普通用户参与媒介生产（如梨视频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的拍客招募活动）。

　　开放生产机制的形成以及这种机制的持续建制化，对于数字媒体生态的形成具有奠基性作用。一方面，根植于传统媒介环境的行动准则（如新闻的客观性法则）和道德原则（如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器属性）受到挑战或逐渐失去约束力BOB半岛，媒介系统亟须与社会和历史之间建立新形式的连接，这种连接被期望同时满足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和信息传播的公共性价值主张，促使各种类型的媒介专业主义逐渐从权威性的精英认同转化为更具调和性与沟通性的文化认同，媒体生态与日常生活之间因此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呼吁新的媒介阐释与评判标准的诞生。另一方面，开放生产也导致了信息认知资源的严重冗余，信息过载与信息疲乏成为生活的常态，在少数出于特定目标积极参与媒介生产的行动者之外，是大量被信息轰炸和计划搞得疲惫不堪的普通用户，他们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避免新闻接触［14］BOB半岛、展开“数字戒断”运动，这使得对技术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和在媒体生态建设中重振人文主义理想显得极为紧迫。

　　因此，作为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之一，开放生产机制主要发挥着对一般性媒介与信息生产系统的祛魅效用。伴随开放性而来的，既有旨在拆除机构与专业话语黑箱的可见性与透明性的文化，也有以知识权威坍塌、评判标准失效、信息价值琐碎化为表征的严重后现代状况。当媒介生产的首要目标不是生成可流通并有公共记录功能的最终产品，而是被狂飙突进的技术话语所“神化”的大众参与或情感动员过程本身，我们便很难说这样的媒体生态是人本的，甚至是负责任的。因此，从经验的角度看，“开放性”应当是一种路径，或者说是数字媒体行动者的一种自觉选择，而非一个可观察和评判的结果。开放的后果是好还是坏，不取决于开放与否本身，而取决于是否存在与其相匹配的创新机构形式和大众媒介素养水平。总而言之，我们从开放生产的核心特征中看到的是数字媒体生态游弋于拥抱个体经验与追求公共性理想之间，对于这一客观状况的清醒认识应当是我们展开理论阐释和干预工作的前提。

　　如果我们将媒体生态视为一种流通体系，那么它无疑是一种具有鲜明的网络化特征的结构［15］。这一结构建立在相互契合的两类基础技术架构之上：第一，具有高度可复制性和高保真性的比特化信息持存形式，确保了信息的流动在最大程度上免于各类技术和文化噪源的影响；第二BOB半岛，全球性的数字通信与社交网络对人群的无差别连接和对各色趣缘社群的培育，令信息的交换与共享活动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新创衍模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结构，以比特为基础单元的信息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处在连绵不断的社交扩散状态之中。扩散中的信息与处在统一网络化结构中的行动者构成了一种动态交互关系，他们在形式上体现为平等的网络节点，而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则在他们的交互性流动之中被不断生成和修正［16］。这种动态交互关系就如同数字媒体生态的能量源，一方面为各种具体传播议程的演化提供资源和动力，另一方面也确保新的认知方式和身份认同得以源源不断地生成，以持续推进整个生态的自我更新。

　　尽管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我们的社会关系即已注定要走上网络化之路，但基于Web 2.0技术架构的社交媒体的崛起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平台化进程，才是令一种网络化的媒体生态成为人类信息文明基础结构的支配性力量。因此，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对于“网络”或有多样的解释，但在现时的经验层面，“网络化”约等于“平台化”。无论综合性的社交媒体平台，还是专门化的知识共享网站，抑或传统与新兴媒体创设的新闻客户端，莫不致力于通过拓展协议和开放接口的方式来推动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关系的顺畅缔结，并最大程度地维系两者的商品属性。可见，平台作为数字媒体环境的基础构成要素，确保了信息和关系的“泛在”，它们既无所不在，也以所有的方式、在所有的方向上持续存在。这种以关系为基础单元的意义生成机制正在对现实世界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传统媒体时代，这种对于悬殊信息等级的逾越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网络化结构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在马特·卡尔森看来，流通既是“物质的”，包括媒介信息扩散和交换的技术；也是“话语的”，即共享特定意义和阐释的文化机制，两者不可分割［17］。换言之，“网络”既是一种可被观察和评述的、客观存在的流通结构BOB半岛官网，也是一种凝结在上述结构之中并为所有行动者下意识遵循的世界观。数字媒体生态的网络化结构所产生的最主要的文化影响，就是预设了一种平等主义的信息认识论。在前数字时代，媒体生态是静止且层级化的，这使得来自资本逻辑的控制力量拥有巨大的运作空间，信息的流通也因此存在严重的衰减问题，不同机构、群体和个人则依其在此流通体系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而共同构成了一个与社会等级体系相平行的文化等级体系。但在数字媒体的网络化结构中，所有“节点”至少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传播资源的交换如今存在于所有相互连接的节点之间，而非像过去那样只能在相邻的层级间单向地发生。当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源自历史优势和传统观念的结构体系仍然存在，我们很难说知名媒体机构与个人自媒体之间有真正的平等。在彭兰看来，这种新的生态是“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专业与业余的并存、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互动、媒介景观与社会景观的共融”［18］。

　　当然，与开放生产相比，网络化往往意味着更小的能动性空间和更多的结构性约束。最初作为一种平等主义安排的数字流通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统社会力量对其文化特质的“挪用”，完全有可能培育出新的力量关系和等级制度。这种力量关系和等级制度因网络所宣称的“公开透明”与“平等节点”而很容易被行动者所忽略。一项针对微信的研究表明，该平台所创造的无远弗届的信息交换和人际连接表面上破坏了传统社会等级，但实际上将原本局限于公共场所的组织结构再生产行为蔓延到私人领域，制造了一种永久的“可观察性”［19］。此外，这种似乎是“永动”的网络化结构也对媒介生产环节产生了影响，“流通”如今似乎成为生产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换言之，在数字媒体生态日益精细化的网络结构中，一切信息内容与产品都是为了“被流通”而“被生产”出来的，“可流通性”由是凝结成一项重要的生产标准。毕竟，当流通的动力不再来源于不同信息权威层级间在历史中形成的传播势能差，而来自分布于无数网络节点间杂乱无序的交互活动时，那么任何信息产品都必须要确保自己具备在一定范围内可被交流和共享的品质，方可获得被生产的资格。流通的法则对生产的法则的僭越，是数字媒体生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和信息文明产生的最关键的影响之一，它重新界定了文化和文明被生成和传承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接受的角度来观察数字媒体生态，不难发现它的另外一个核心特征：建立在海量用户/行动者的参与实践基础上的介入性文化。有研究者以“激进的受众转向”来描述这种文化得以形成的最初动力［20］。当受众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拥有了开放生产机制与网络化结构所赋予的传播主体地位，他们也必然会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动力，从自身作为非专业BOB半岛官网、非机构行动者的精神需求和身份认同出发，参与对媒体生态的塑造。这样一来，普通人能通过技术使用和话语创衍实践介入媒介议程，并借此推动媒介议程更深度地介入社会议程乃至社会进步事业当中。

　　媒体用户对媒介议程的介入BOB半岛，首要源于其作为个体的情感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在社会化过程中转型而成的文化主动性［21］。在各类带有公共性价值指涉的数字媒体实践中，上述情感驱动力逐渐获得了观念上的合法性：一方面，大量数字集体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印证了情感化的连接和动员尽管有悖于传统媒介专业主义的疏离主张，却完全有可能塑造出同等有效的公共信息传播结构并实质性地推动社会进程，强化了情感作为建设性动力机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用户的介入性实践将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引入媒介议程，也极大拓展了原本为专业把关体系所垄断的媒介再现和媒介叙事，显著提升了媒介议程对社会总体进程的代表性，这不啻赋予了传媒行业乃至整个媒体生态第二次生命。

　　在经验层面，数字媒体生态的介入性文化是在大量全球性或本地性的参与性媒介实践中被不断培育出来的，代表性的创新实践形式包括建设性新闻、数字集体记忆项目等。这些媒介实践在理念上普遍具有三个共同特征：第一，发展的假设和建设性主张，即认为媒介实践理应与社会进程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并致力于对结构性社会问题的解决；第二，倡导社区感和地方文化价值，追求通过协同性媒介生产与解释实践重建有机而有益的社区情感结构；第三，增强媒介经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打破现有的新闻和公共传播惯例BOB半岛，以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和精神体验改造媒介系统既有的文化议程。而媒体生态的外在样态，包括信息产品的呈现形式，以及人际、人机交流关系中体现出的话语组织形式等，也因多元异质行动者的介入性实践而获得一种感观化或审美性的维度。例如，个人情感和个体经验的驱动促使用户的媒介参与更加追求“可体验性”，这就逐渐培育了信息生产可视化、沉浸化和游戏化的新实践逻辑［22］。一项针对原生数字新闻样态的研究提出了“新闻感官”的概念，并指出数字媒体生态通过创造更丰富的线索和更细腻的感官体验的方式来实现对用户的认知资源的吸引［23］。简言之，这种介入性的文化不仅改变了媒体生态的作用机制，也为其赋予了新的“风貌”。表面上看，数字时代的媒体生态如同一个众声喧哗的“大杂烩”，这在传统专业人士眼中自然是品质和道德的双重沦陷。实际上半岛BOB，数字媒体生态只是变得与我们所处的真实社会更加相似和同构而已，它不再是社会现实经多重过滤后形成的“表征”，而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更粗粝也更接近真实的复制镜像。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很容易被决定论者所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无论“参与”还是“介入”，其实都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选择。至于那些选择参与和介入的精力旺盛的行动者，其在媒介素养方面的表现也有可能判若霄壤。传统媒体生态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局促，以至于少数新行动者的加入就可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愈发察觉既有媒介伦理体系发展的滞后可能导致的严重文化后果。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渠道和方法来对包裹自己的媒介环境进行改造，他们在总体上却对改造后的新环境更为冷漠和疏离。这提醒我们，或许在从社会建构或经济的角度对不甚令人满意的媒介文化现状进行剖析的同时，还应在更大程度回归对人本身的关怀：人的社会存在所需要的基本资源究竟有哪些？应当如何界定人的“健康”和“福祉”？

　　数字媒体生态的核心特征是开放生产机制、网络化结构和介入性文化，数字媒体行业及相关行动者群体普遍对技术创新持欢迎态度，认为意义和价值必然会在单向演进的变动中生成。从社会建构论或经济学的维度看，数字媒体生态所体现出的进步性无疑有其结构性的原因，但本文对其作出的解释，则期望更深刻地观照人本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一，这种媒介生态环境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第二，人在这种生态下获取的经验、创造的意义和共享的准则，是否具有历史和道义上的充分正当性？本文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复重顾是我们创立真正有解释力、有建设性的媒介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当然，它需要我们超越很多思维局限，包括由个人倾向和制度环境导致的局限，并在更大程度上将人视为有着共同命运的价值共同体。限于能力和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系统性的回答。仅就当下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推演来看，至少数字媒体生态自始至终伴生着两个巨大的文化代价。

　　首先，数字媒体生态的发展伴随着公共性的内涵被改写。作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的管道，媒介系统必须具备基本的公共属性，这是一种不容置喙的前置价值，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得以存在的根基。从历史经验看，任何形式的公共性都要建立在某种形式的知识权威体系的基础上，“公共”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个人需求的某种超越。公共性并不必然等于集体主义，但它一定在某些甚至诸多方面限定个人意志。因此，一种更符合媒介公共性本意的生态环境的确立，既需要平等的传播结构和广泛的大众参与，也需要更多自觉且有节制的专业主义行动的引领。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媒体机构和具有未来眼光的传统媒体从业者的创新实践，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价值观照和理论支持。

　　其次，社会区隔和分化日益加深。从表面上看半岛BOB，数字媒体生态在更大范围的个体和群体间建立了连接并为其提供了协同创造的可能，实际上BOB半岛，维系交流行为的文明和体面的一系列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渐渐破坏。人们比过去更清晰也更直接地看到了与自己相异、相对，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并同时拥有了反馈和反击的便捷工具。随着无差别连接用户的全球性平台的发展，整个数字媒体生态反而加速“部落化”。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区隔随着交流的普及不断加深，趣缘社群之间围绕日常审美标准乃至更为琐碎的议题发生连绵不断的冲突，进一步推动那些原本就对网络持怀疑态度的用户采用回避乃至戒断的方式来寻觅精神安宁。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制造更多暴力、分化和排斥的媒体生态，显然背离了其最初的文化承诺，而成为社会不安的来源甚至控制的工具。所以，对身处数字媒体生态之中的人的精神状况和道德期许的紧密观测是至关重要的，它确保我们在对媒介环境的解释和反思中，能够自始至终立足于最终极的利益相关者，即每一个普通人的存在需求与价值。

　　［3］常江，朱思垒.从主动受众到情感公众：介入性新闻的技术缘起与文化阐释.新闻界，2023（8）.

　　［4］王晓培.从技术赋权到平台逻辑：社交媒体极化形成与治理.中国出版，2023（14）.

　　［6］常江，何仁亿.新闻生态理论：缘起、演变与前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8］姜红，印心悦.作为“实践”的新闻：一个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21（8）.

　　［10］何天平.从文本构造到界面连接：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新闻叙事的重塑.新闻界，2023（6）.

　　［12］黄文森，廖圣清.同质的连接、异质的流动：社交网络新闻生产与扩散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

　　［14］仇筠茜.再造信任：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回避的路径与应对策略.新闻与写作，2023（7）.

　　［22］何天平.可视化、沉浸化与游戏化：数字新闻美学的实践逻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