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民间环境保护为什么越来越难做？

　　BOB半岛民间环境保护为什么越来越难做？这几天，很多人在议论“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的事宜。这是国家大事，普通群众没有置喙的缝隙，但嘴长在人身上，心在身体里奔腾，抬头望天思绪万千。环境保护如果采用成“建制”的方式来做，那么，必然是要成立“社会组织”的。如果不成立社会组织，就当一名孤胆英雄，在刀锋上游走，在舔血着求生，当然也未尝不可，只是它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此人不能是纯公益人，必须有其他的职业支撑；二是此人必须时时刻刻与全国公益人士保持联动，以备万一失联时，“民间志愿者关爱中心”能够紧急响应。这几年，无论是注册成立了环保类社会组织的志愿者，还是超级个体式的环保侠客，都有一种民间环境保护越来越难做的同感。有人担心是自己落伍了，有人怀疑是自己抑郁了，有人则相信是环境问题不危重了，有人相信了企业主向生态文明自我进化，有人则看到了党和政府确实在用心整治。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是在进步的，心理就很坦然，随遇而安，顺应时势。因为如果生态环境不再需要民间力量，那么，民间力量及时地体面地退场，到养老院去回忆当年的青春好时光，是每个民间环保人士“应尽的义务”。但如果生态环境的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新闻上宣扬着解决得很好的问题，其实是过去的老问题。而新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没有被察觉；不仅民间得风气之先者有所感应，他们也仍旧像以前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压和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特定的社会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突出的环境冲突，那么，民间环境保护志愿者，就仍旧有存活的空间，甚至有继续大发展，谋求大作为的必要。

　　时光虽然进入了特殊的2023年，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仍旧是非常突出的。有人甚至相信说，2023年会出现“报复性发展”。重现为了发展愿意支付一切环境代价的旧时光。有人由此肯定半岛BOB，2023年之后一段时间的中国，会出现报复性污染、报复性生态破坏、报复性打击民间环保志愿者。有些社会风气确实是可以感知的。进入2023年，很多民间环保志愿者，纷纷都想退出江湖半岛BOB，转型做其他的商业生意。这些人退出的理由非常简单，说：民间环境保护越来越来越难做了，中国当前一切都能够依靠政府来解决，不再需要民间力量了半岛BOB。既然民间力量在此时不被社会所需要和信任，那么，不如“卷而怀之，舍而藏之”，关心什么公益，保护什么生态，关爱什么地球，自己吃好喝好，小日子滋滋冒油就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产生这样悲观的念头呢？全国各地，明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全国各地，明明都大张旗鼓地宣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这些人也不吝啬，他们给出了自己的三大重磅理由。01:第一，自媒体的高度泛滥，让舆情监控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最紧急要务。生态环境领域是最容易出现公众舆情的。为此，每一个地方政府及中大型企业半岛BOB，都备足了快速响应机制及“紧急预案”。这样，一篇自媒体的“报导”，尚未在互联网上充足地发酵，就已经被合法扑杀，很难形成全国山呼海应的势头。政府当然不会只在互联网上救火，他们也会马上对涉事单位进行快速的整治。但，肯定就是点对点的，不会再以点带面，更不可能由案例上升到政策改良了。02:第二，在相信大污染才能大发展的地方，污染企业正在重新成为政府的“命根子”，是得到重点保护和特殊关爱的。一旦有志愿者不知好歹，胆敢对当地大型特型企业进行公开举报，那么，政府的门、国保部门会快速出动。大政府大企业又幸逢大数据时代，全国联网快速控制举报人已经是分分钟的事。所谓的大数据，就是数据实现了全国通盘管理，不再有信息孤岛也不再有各部门之间的关卡与隔阂。这样干净利落的反扑速度BOB半岛，万能罪名“寻衅滋事”与“造谣诽谤”又极其管用半岛BOB，这让很多志愿者日益谨小慎微BOB半岛，生怕给自己惹上牢狱之灾。03:第三，环境保护是分领域和级别的，不同的领域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小作坊和个体是热热闹闹风光办案，大企业和大部门则最好暗箱操作。只要不涉及关键企业，政府都会乐于表演，甚至讨好公众。在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案件中，只要不涉及当地重大纳税企业、社会就业大厂，基本上，政府都愿意给自媒体举报留足面子。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小作坊，到处都是“个人作案”。十年前的小作坊十年之后还是小作坊，十年前的散乱污十年之后还是散乱污，十年前不清运垃圾十年之后仍旧不清运垃圾；十年前有人在捕鸟十年之后仍旧有人在捕鸟。十年前养鸟成风并当成传统文化，十年之后仍旧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重视传承。针对这些零散个体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控制，恰恰是政绩之所在，是宣传之荣光。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困难，有两个：一、要不要“助政控民”，配合政府打击普通公众的微型生态违法问题；二、敢不敢与政府作对，公然要求政府不能包庇污染企业半岛BOB。政府的立命之基，据说是“依法行政”。法院大厦能够盖得那么雄壮，据说是相信每天都在“秉法判决”。这时候，“法”是什么，就至为关键的。一个国家的立法，如果是用来针对普通公众和零散个体行为，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们，秉持政府之威权，应对百姓之恐惧，当然是极其容易爆款的。如果在这时候，叫上新闻媒体助阵，引来无知群众拍手称快，那么，“大政府”与“小公民”之间的能量级差，在此就显示得极其有力量。但企业，尤其是党和政府自己创办设立的央企国企，与党和政府同出一门；即使是“纯粹市场经济”面貌下的“上市公司”，也多半有各级党政部门在后面撑腰使劲。如果这些企业涉嫌污染生态环境，伤害野生动物，破坏天然的山水林田湖草沙，那么，政府要想去执法，就会变得相对困难。因为，在执法之前，是要移文先协商的。“协商”的后果，往往是“保护性执法”，向上级汇报的结果，当然是大事化小。这样的执法方式，刹那之间就失去了“依法执政”的威严，与面向普通小民的威风八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唱的根本不是同一首歌，说的根本不是同一套话，对照的根本不是同一本法。中国的生态环境，连续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根本的改善。明目张胆的污染问题弱化了，隐性而破坏力更为强大的生态伤害问题比以前更为野蛮。国内的生态破坏表面上叫停了，面向全球的生态破坏则日益发威。针对个体的环保法律日益严格了BOB半岛，针对大企业的保护性措施则悄然增多。草根公益人士，参与环境保护，大体有四种发力方向：一、到广场上集个会拍个照签个名，或者到学校里演个讲读本书讨论几句，或者到自然界里观个花赏个鸟摸个鱼。这种肤浅而无效的方式，为很多环保组织所喜欢，但本质上没有实质的价值。二、针对小作坊的举报，针对普通公众生态环境的阻止，这样的行为有广泛的意义，也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媒体的报道，建立起“连续有小胜”的公益信心。三、针对污染企业的调查和举报，随着污染企业越来越隐性，政府的保护与补贴越来越强势，对环保人士的“临战取胜”能力是个巨大的挑战。四、促进法律的改善和政策的优化。法律的改善需要大量案例的积累，以及环境公益诉讼在法庭上的持续争锋。政策的优化除了现实中丰富的工作样本，最好还需要朝中有人呼应，学界有人联动，公众捐款支持。这对于“一介布衣”型的民间环保人士来说，当然是最为困难的。